很久以来，大陆出版蒋氏父子的著作，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尴尬的境遇，只是作为一种反面的教材使用，而不是从历史的态度看待他们的功与过。最为典型的说法，1957年时，毛泽东和刘少奇曾经建议出版蒋介石文集，刘少奇称是为了多一点历史客观性，毛泽东的出发点则有不同。他在一次讲话中说：“许多人都恨蒋介石，但大多数人不知道他是怎样一个王八蛋，所以我们必须出版他的著作集。”《蒋介石全集》出版时，原定一千部，结果毛主席做了批示，就一句话，一千部太少，印它一万部。

这当然是历史的陈迹，打上了那个特殊年代的意识形态烙印。现如今出版蒋氏父子和有关国民党的著作，早已打开了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开始从历史与学术的角度看待蒋氏父子的著作。但凭心而论，写得最好的著作还是源自海外，国内学者涉猎此类话题，虽然原则上不会有学术研究的禁区，但是具体到某些历史细节，下笔之时，自然会慎之又慎，含糊其辞。关于政治人物的传记，就算是海外学者撰写，但是在大陆出版时，或多或少都会有所删节，年初刚刚出版的简体版本的傅高义的《邓小平传》是如此，2010年出版的哈佛大学教授陶涵的《蒋经国传》亦是如此。此中真意自不待言，历史研究想要打破主流政治史学观念的窠臼，首先要摆脱的是意识形态束缚，其次要摆脱的是思维习惯的禁锢。大陆史学界在政治人物的研究中，根本无法打破这两种陈旧观念的束缚，自然也无法形成一家之言。

从这个角度看刚刚《蒋经国画传》就心领神会了。如果不能打旧有有观念的窠臼，那就“带着镣铐跳舞”，在划定的研究禁区之内，利用有限的资料完成一部乏善可陈的传记。所谓“画传”的意义一目了然，那就相当于说，本书不是政治人物的评传，不从历史角度对政治人物进行点评，不对其历史功过进行评价，只是想以“图片+文字”的方式，对蒋经国完成一个历史人物的归纳处理。换句话说，如果这本画传保持基本的史实正确，这就足够了，算是完成了本书的一大功能。这也是为何本书的两位作者师永刚和方旭著名了“编著”——这倒是说了句实话，无法臧否人物，只能以史实编写成书。再说这两位本来也不是专业的历史学者，我们无法要求他们从历史的角度或者从政治的角度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书写任务。

《蒋经国画传》唯一涉及到点评部分的就是开篇的“蒋经国词条”：“蒋经国能够名垂史册，除了因为父贵子荣的历史家传，更重要的是他对蒋介石的背叛，对他的信仰的背叛，以及他涉及的身后台湾的未来。”凭心而论，如果不是晚年对台湾民主化道路的转型作出的自上而下的开放，蒋经国只不过是一个笼罩在蒋介石的威名之下的“官二代”统治者。俗话说，老子打江山，儿子守江山。蒋介石没有打下江山，最终败走台湾，偏安一隅，在岛国建立自己的威权统治，他绝对想不到他去世几十年后，他的儿子蒋经国会主动推进台湾的民主化转型道路，开放党禁与报禁，与大陆进行积极的对话沟通，寻求两岸统一的渠道，将自己的王朝拱手让人。

哈佛大学教授陶涵在他关于蒋经国的著作中提到，蒋经国和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都把眼光投向未来的历史，他们不是以旧式的统治者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而是以现代人和政治家的角度去看待国家。但是，蒋经国的不同在于，“台湾的安定和进步，需要落实民主政治，亦即势必要台湾化，可是台湾化对统一的原则却有潜在的威胁性。因此他相信海峡两岸放宽、加深交流，然后带动大陆中国社会的自由化，乃是敦促台湾民主化与中国统一原则相容的唯一途径。因此，蒋经国的一切目标，均以自由、开放的政治体系作为关键的中心。”蒋经国的这种良好祈愿，迄今为止，只能勉强说完成了一半，台湾的民主化进程算是成功转型，从半威权的政治体制变为民主制，但是他想的太简单了。想以台湾的民主化促进大陆的民主化，颇显天真。这不免令人想起马克思在论述中世纪在印度发生的情况时经典说法：“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靶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至少从香港的情况来看，民主制度相对于威权体制时，并不具有文明上的优势。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也并不代表民主制度的先天优越性，哪种制度被同化，并不是历史的必然。

对于蒋经国是否是台湾民主的制造者这一说法，近些年有很多新的争议。比如台湾的文化评论家张铁志在《蒋经国是台湾民主的推手？》分析说：“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统治者永远会保持政治权力。面对社会要求的改革的呼声。他会考虑镇压成本与容忍成本何者较为巨大。”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台湾正处在这样的一种重大压力之下，威权体制出现了裂缝，党外的民主运动逐渐成形，以组织化的方式参与选举，创办杂志，再加上美国对台湾政局的施压，它在国际上逐渐丧失了自我统治的合法性，台湾本体化的政治诉求，民间公民意识的觉醒等等，这一切都逼迫着当政者作出选择。所以他总结说：“台湾的民主化并非来自蒋经国的良善，说他是由上而下地‘开启’或‘带领’台湾民主化，都是不准确的”。换句话说，就算当年处在统治者位置的不是蒋经国，面对世界格局的变动，民主化浪潮的冲击，内部压力的释放，威权统治共识的崩塌，公民意识的增强等等，都会接受这样一种民主化的结果。

但是作出这样的历史分析，对当时的蒋经国稍嫌不公，所谓时势造英雄，时势使然的情形之下，我们无法对这样的“时势”进行预测，自然也无法了解作为个体的蒋经国承受了怎么样的压力。在《蒋经国画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历史细节，20世纪80年代中期，病危中的蒋经国已经很清楚，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台湾内部民间势力的扩张，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时刻已经远去，如果不尽快改革，争取民心，不但台湾将形势大乱，岛内的冲突激化的后果可能是沦为落后地区，族群之间的仇恨更容易扩大化，因此，“他决定在有生之年，以威权的方式拆除威权统治的这条引线，让台湾朝多党民主而不是流血冲突的方向走”。

但是，民主并非就是万丹灵药，台湾政坛在新世纪的众多变动也彰显出了更深的问题。民主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吗？民主并不是一个既成事实，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如果妄想实现了民主就想实现大同，这样的民主迟早会倒退到人类的荒野之中。民主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失败意味着一种实践伦理：如果民主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不能给民众带来合理和高效的服务，不能解决腐败与贫困，不能使我们变得强大和自信，这样的民主可能会被遗弃。在一个后蒋经国时代，如何让民主成为一种有效而合法的制度，需要更多的努力与时间。

思郁

2013-9-14书

蒋经国画传，师永刚方旭编著，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第一版，定价：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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