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很多有人都这样问，把深作欣二的《大逃杀》视为经典之作的影迷，还有必要再去看《饥饿游戏》吗？

看什么电影，喜欢什么电影本来就是很私人的事情，本来也没必要统一口径。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折射出了某种心理，即，至少从剧情上看《饥饿游戏》与《大逃杀》还是很多类似的地方，具有某种形式上的可比性。比如背景都是未来世界，少男少女们被选中成为贡品，放逐到某荒无人烟的小岛上，互相杀戮，直到最终一人胜出。多少年前我看《大逃杀》时已经久闻了这部经典的大名，但是其中暴露出的惨无人道的杀戮，还是让我大倒胃口。我很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部影片可以成为经典，到底从这种少年的互相欺诈与杀戮中，导演想证明什么？仅仅是人性的丑恶与扭曲么？还是说为了展现对未来世界的恐惧感？

前几日，《饥饿游戏》内地首映后，总看到这两部电影相提并论。在家中重温了《大逃杀》，发现很多年前的那种印象一直没有改观，这是一部丑陋的电影，尽管结局的逃亡还能展现出一丝希望的微光，但是对观影前的观众而言，这是一部绝望的电影，看不出任何的美感，一种扭曲的规则让人变成了一部部杀人机器。我承认，到现在我也看不出这部电影所展露导演什么伟大的寓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更喜欢《饥饿游戏》。

《饥饿游戏》改编自苏珊·柯林斯笔下的同名畅销小说三部曲，讲述了一场发生在未来架空世界的一场残酷生存竞赛。无辜的二十四个少男少女，杀人与被杀的两难抉择，最终只有一人能够胜出。从这个寥寥无几的剧情看，影片难免让人想到《大逃杀》。但是，在我看来，《饥饿游戏》与《大逃杀》最本质的不同在于，女主人公凯特尼斯奋力生存的坚持成就了影片最动人的标志，也令其拥有了与《大逃杀》截然不同的气质：那是一种反抗绝望与宿命的力量。

由于电影剧本本身构建于原著小说，很多细节的设定上就有了相异的文化内涵，仅凭这点而言，就不是《大逃杀》所能比拟的。电影开篇简单的几句话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施惠国，一个位于北美大陆的未来世界国度，由都城凯匹特与旗下十三个行政区组成。大约七十五年前，贫富差距过大、物资分配不均等问题导致十三个个行政区民众暴动，那段历史被称作“黑暗时期”。最终的反抗被镇压，而作为主力军的第十三区因毒气弹攻击被夷为平地。为了统治和警示所有国民，凯匹特的新法律中创办了一年一届的“饥饿游戏”。每年从十二个区中选取一男一女成为贡品，让他们参与到杀戮游戏中，同样最后获胜者只有一人。最重要的是，这场游戏是全程向十二区直播，其中的娱乐意味之外，震慑的作用很是明显。换言之，大众的反叛是没有结果的，因为这项游戏已经证明了国家力量的强大。这场游戏一切都是可以操控的，游戏的设计师甚至可以在过程中随意设计火灾、陷阱、改变天气，释放野兽。竞技场的地理环境、天气、生物、日夜时间等自然条件，全部由电脑控制。如果主办方认为比赛进度过慢或者缺乏刺激场面，他们可以“制造”野兽攻击选手。与其说这是一场游戏，到不如干脆说，这是统治者为了展示自己的统治力量的“阅兵仪式”。没有人能活着出来，如果他们想让你死，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这才是游戏本身的目的。

同样都是死亡，但是《大逃杀》的结局是虚无。尽管生活是一场无尽的逃亡，但在《大逃杀》中，逃亡成了逃避的代称，尤其是逃亡在随后的两部中，逃亡也终止了，变成了重复的无任何意义的杀戮。这是一部很愚蠢的电影，除了能展现杀戮带来的恶劣影响之外，没有任何作用。但在《饥饿游戏》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独裁国度的阴影，也能看到生活在压迫之下的人们的愤怒之火，我们能看到希望。知道结局是死亡，那就勇敢去面对死亡，去反抗统治，哪怕以游戏的名义。尽管我没有看过原著小说，也能想象出在接下来的故事走向中，反抗者才是他们的结局。游戏杀戮的目不只为了展现人性的残忍，至少让我们看出哪怕是未来世界中，那些卑微如斯的人们，哪怕身无利器，哪怕用原始的拳头，原始的弓箭，去面对高科技的武器，同样不丧失自己的斗志和希望。从这个角度解读《饥饿游戏》中的女主角詹妮弗·劳伦斯饰演的凯特尼斯·艾弗丁手持弓箭的身影，会有更多的韵味。在西方文化中，弓箭一直就代表着草根阶级反抗的精神。比如英格兰中世纪的民间英雄罗宾汉，他精通箭术，侠义忠勇，有着崇高的骑士精神。凯特手持弓箭英姿飒爽犹酣战的场景恍若让我们看到了女版罗宾汉的影子。

《饥饿游戏》中还有更深一层的文化需要解读和批判，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娱乐至死的文化。在电影界，一直以来有着一种不成为的规则，那就是尽量避免出现少年杀戮的镜头。但是越来越多的电影中，这种规则已经形同陌路，越来越多的少年，越来越小的少年成为了杀戮电影中被观看被消费的对象。从娱乐的角度看，无论《大逃杀》还是《饥饿游戏》都是一种当代娱乐文化自我堕落的的缩影。杀人成为最高的娱乐形式，这种情景的设定早在1987年上映的根据史蒂芬·金小说改编的电影《过关斩将》中已经有了预示。后来者有很多影片比如《楚门的世界》都有着相似的北京设置，在未来世界中，最大的独裁者不是政治，而是媒体，或者说政治与媒体的杂交权力。意大利的学者小说家埃科曾开玩笑地说，如果今天还能产生独裁现象的话，那绝不可能是政治上的而是传播媒体界的。在现代世界中，如果想让某个政权垮台，也不需要再将坦克排成排，只要占领电台电视台就可以了。

媒体的权力不是通过赤裸裸的暴力，而是通过娱乐。正如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饥饿游戏》似乎是两者的综合，饥饿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而游戏是我们热爱的东西。《饥饿游戏》的存在，昭示了一种独裁者的最高形式存在。但正如影片中蕴含的那种反抗精神，我们仿佛已经看到了那个虚伪的、疯狂的、娱乐至死的国度正陷入崩塌的边缘。

思郁

2012-6-17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