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视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热情的媒体记者随机采访外国友人，动不动都是问对中国的印象。基本上每一位外国友人都对这样的问题心领神会，答案也是千篇一律，不外乎说中国是个漂亮的国家，我很喜欢中国的文化和美食之类的。听到国际友人的赞扬，记者朋友仿佛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笑语盈盈，满意而归。当然，这样的回答是当不得真的，国际友人如何评价中国各不相同，至少在面对采访时候，基本的礼貌回答也不会批评直言。考虑到要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估计大多数外国友人都有这种机敏的应对，算是皆大欢喜。但是想要真正搞清楚西方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就绝非你走到大街上随即采访几个路人这么简单，各个国家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复杂利益关系，几乎每个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态度都会不尽相同。

　　这几天读德国专栏作家弗朗克·泽林的《中国冲击》一书，想起另外一位英国专栏作家马丁·雅克，他也写过一本关于中的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这两位外国友人属于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但却是从不同的国家和角度来分析中国崛起的原因。马丁·雅克在他的书中总结了对中国崛起的三种典型反应：第一种是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决定一切的崇拜心理，认为只要经济发展能够赶得西方发展的步伐，中国将自然而然容易西方社会，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大多数；其二是怀疑中国是否能够真正崛起，考虑到苏联解体的影响，这种论调认为中国如果不遵循西方发展的套路与模式，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最终会以失败而告终；第三种观点是马丁·雅克在那本书中作出的总结，他认为现代性模式绝非西方一种，而是有很多种，中国崛起虽然是从西方吸取现代性的经验，但是归根结底需要调动本土资源，把它看作是发展的基础，并进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这三种论点其实都不新鲜，我们相信任何一个新型国家的崛起，尤其是可以影响到世界发展格局的国家的崛起，都会引起别人的猜疑和恐慌，关于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也一直都存有争议。当然，我们无法用一种事实的观点去印证他们的猜测，我们只能试着理解他们考虑问题的思路，理解他们复杂难描的心态。就如同马丁·雅克认为西方人总是用一种很复杂的心态看待中国的崛起，基本源于一种傲慢的心态。因为欧洲和美国先后主导了过去的两个世纪，西方世界已经形成一种西方中心论的心态：西方是全部智慧的源泉。这种优越感让他们目中无人，从未考虑过中国能超过美国。落后，缺乏民主，缺少启蒙主义思想，不是西方的产物，是非常另类历史的产物。所以它怎能超越呢？西方是普世典范，任何其他人如想成功就必须接受西方的模式。现代化成功的唯一模式就是西化。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失败：其发展计划是不可持续的，“执意透过西方的多棱镜看中国，我们拒绝从他们的角度理解中国。我们的傲慢造成无知：我们甚至不屑于去理解他们。”马丁·雅克是这样认为的。

　　而弗朗克在《中国冲击》这本中国问题著作中，与西方大多数人半信半疑的态度不同，因为长期生活在中国，1994年之后定居北京，弗朗克得以亲身经历中国的系列变革，对“中国崛起”这个宏大的议题有着切身的体会，他习惯用一种德国人的思维方式看待中国问题，站在了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看待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他既不质疑，也不完全赞同，他只是尝试着理解：到底是中国在改变世界，还是世界在改变中国？

　　收录到《中国冲击》中文章，有着鲜明的特点，比如他经常喜欢用游记和评述的方式书写自己的观察和体会，他笔下的场景不是由枯燥的数据分析组成，而是一幕幕有着鲜活的生活画面，他体验着，生活着，并且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描述着这种变化对我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以及整个世界发展的影响。其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单篇的主题，他切入问题意识的角度也各不相同，从香港与世界、中国与蒙古、中国与非洲、中国与安哥拉、中国与尼日利亚、中国与苏丹、中国与伊朗等等，这些不同国家与中国发展的关系切入中国崛起对周边国家的影响，逐渐形成一幅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全景画。

　　在现如今中国与西方的微妙关系中，西方对中国崛起存有很大的争议的一点就是，我们是否仅凭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就可以断定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或者从反面思考问题，如果不能单凭经济方面衡量的话，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那些问题的指责是否意味着中国崛起只是一种幻觉？比如在第一章《中国震惊》中，弗朗克就以印度与中国的不同进行比较，前者是民主体制国家，但却有大量的贫困人口，而后者虽然是威权政治体制，但贫困人口相对较少。如果要批评的话，那种制度才更应该受到批评呢？弗朗克因此评价说：“如果说言论自由比读书识字更为重要，如果民主价值比一日三餐更重要，那么这些崛起中的国家难免会产生怀疑：你所关心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人的疾苦；是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对失去这一地位的恐惧。”你很难去反驳这种观点的存在，因为经济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而价值观念的影响总是隐而不彰。但是这个吊诡的问题其实是偷换了概念，我们当然反对那些利用观念的不同来指责中国崛起中的不完美，但是我们同样警惕那些以经济发展为由，为存在的问题进行开脱和辩解。其实这两者本没有轻重缓急之别，他们之间应该是等同与平衡发展的态势。改革开放初期的，一部人先富裕起来的理念现如今已经给我们暴露了很多问题，发展市场经济并没有让我们在意识和思想上解放自己，反而让我们坠入了一种公共道德堕落、信仰真空、见利忘义、诚信缺失，乃至人心冷漠的道德困境。换句话说，中国崛起中的成功与问题是并存的，如何正视问题的存在才是主要的。

　　很显然，在弗朗克的这本书中，他站在了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打量中国，而且从他的观察中我们不免看到了一种以经济发展来衡量中国崛起的分析模式，他称之为“大胆妈妈经济”，即这种经济模式并非以某种政治革命方案作为基础，而是借助各种有利因素和偶然的巧合，“掀起一场为时持久、使全球贫富水平趋向平衡的强大浪潮，而站在这一潮流顶端的正是中国”。这样的分析多少有些勉强，因为经济发展绝非唯一重要的因素，到目前为止，西方基本上一致地把中国的历程当做一种经济的历程来加以表述。这样明显是欠缺的，因为中国的崛起也将包括文化和其它种类的影响，这些分支最起码将和经济影响变得一样重要。没人提起这些影响是因为西方仍然相信中国最终将和西方同质化，变成西方国家的民主体制，施行西式的法律条文，成为一个西式的社会。这样的观点逐渐被证明不可靠，正如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所言，因为反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东方和中国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中国革命和文化的历史有着本质的特异性，要把它当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一种独特的现象来看待。

　　思郁

　　2013-10-21书

　　中国冲击，[德] 弗朗克·泽林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0月第一版，定价：4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