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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的伟人献词

在伯林的一系列著作中,《个人印象》所收录的文章应该是最令人感到好奇的文字。某种程度上,这是由我们对“献词”这种古老的文学体裁的一贯认识形成的,献词一向是被认为是宫廷文人迫于统治者的威严而书写下的阿谀献媚之词,语言华美而空洞,歌功颂德之外并无其他用处,所以历史上能够流传下来的文学献词实在不多。我们很难想象现如今还有人用这种古老的体裁书写人物印象记,更何况这位作者是一位鼎鼎大名的哲学家。

当然,仔细想一下,伯林并不是那种埋首书斋,甘心著书立说的理论型哲学家,他对构建宏大体系的哲学理论并无多大的兴趣,并不是说这些这些体系不吸引人,而是他终生都意识到这种理论先行的哲学体系背后是一个企图整齐划一地规划人类未来的野心,这种古老的敌意催生了无数哲人王一样的哲学家,也催生了无数的暴乱战争。而他的哲学是谨慎的碎片,是经验主义的试错,是最低限度的需求,是面对现实层面的迅疾之思——读过伯林的著作的人都会被他那种隐藏在浪漫主义激情之下的长句子所吸引,他一个句子紧跟着一个句子,追赶着句子思考,就好像诠释一个观念根本不能用一个句子解释,只能将一个个句子叠加起来,重复递进式的论述才能尽量完善地解释清楚他的头脑中一个个来不及作出反应的思考。这种写作或者演讲方式所能带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伯林并不局限于用哲学的方式思考,他对文学修辞的热爱占据了很长一段时间,哲学思考只是他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他在生活中还有其他更多的乐趣。某种程度上,他的哲学著作是用散文笔法书就的,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哲学家的败笔,反而觉得这样的写作方式可以很好地传达的他的情绪。在序言中,伯林文集的编者诺尔·安南就认为,伯林的写作风格忠实地反映了他自己的价值观,据如同丘吉尔的散文一样,“不是为了表述或反省个人生活,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祖国及其国际地位的深情关注”。

“祖国”这个词太大了,就如同“伟人”这个词一样,我们大多数时候都会避免用宏大的词汇描述对它们的情感。在我们的印象里,所谓伟人基本可以与政治领袖等同,他们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但是所采取的方式大多是通过战争与杀戮。在政治中,几乎可以忽略个体的善意,历史进程被改变往往通过牺牲个体的方式推进的,所以远离政治成了躲避灾难的同义词。二战期间,伯林开始为英国情报部门在纽约工作,远离了学院生活,接触到了很多有权势的政治家、公会领袖、国会议员、记者以及各种社会名流。《个人印象》中很多人物,比如大法官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哈伊姆·魏茨曼与伯林在纽约的生活都有交集。稍微留意下《个人印象》中的篇幅就能意识到伯林真正在意的那些人,除了最后回忆1945年在俄国拜访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的篇章和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的演讲,剩下大都是他接触过的政治家和他在牛津时的同事。政治家中丘吉尔和罗斯福是最为重要的两位,但伯林跟两位并无深交,甚至根本没有接触过后者,所以那篇描述哈伊姆·魏茨曼的文字应该是用力最深。

魏茨曼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发起者和倡导者之一,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最高领袖。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他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统。1939年初,伯林刚认识魏茨曼时,就感觉到这是一位天才人物,再加上伯林一向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自然为他倾倒不已,这是伯林心目中的伟人典范。1941年,魏茨曼受英国政府委派来美国,鼓动犹太人支持盟军事业,为犹太人筹集款项,再次与伯林相遇。伯林觉得魏茨曼身上有一种无法抵御的政治煽动力,他很清楚魏茨曼的自负与冷酷,但是对他身上散发出的顽强的克制能力与现实感佩服得五体投地,两人很快成了密友。毫无疑问,魏茨曼是伯林心目中的伟人的榜样。伯林在《哈伊姆·魏茨曼》中这样定义伟人:“称一个人是伟人,是说他在满足或对人类的核心利益产生实质的影响方面,有意迈出了一大步,这远远超出普通人的能力……在行动领域,伟人似乎紧靠单枪匹马就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或者永久和彻底地改变极大一部分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真正称得上伟人的人,他所带来的变化,必须是那种最具判断力的人认为是先前不可能的——某种靠事件的力量、靠时代‘潮流’或‘趋势’难以带来的东西,也就是说,是某种离开干预难以发生的,先前也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引起这个变化的人才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伟人。”魏茨曼被伯林称为伟人和犹太人的先知,某种程度上是他的个人品质和魅力,但是最大程度上,是他引领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为这个在世界四处游荡的民族找到了归属——我们不要忘了伯林自始至终就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且伯林还把魏茨曼的这种犹太建国的方式与自己的哲学思考联系了起来。在他看来,魏茨曼有一种天赋,就是可以把从别人那里接受的观念注入特别令人信服的内容,“他的政治天赋同他的科学天赋一样,在于他的应用理论而非纯粹理论……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经验主义者,把观念首先看成是时间判断的工具,生来就有一种非常强烈而生的现实感和相伴而来的历史想象力”,所以魏茨曼和伯林他们这样的一代人都坚信,如果想要犹太人获得解放,他们就必须自由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只有在那里他们才会不再被迫通过各种奴役和暴政来获得基本的生存权利。

在《个人印象》中,除了这些伟人丘吉尔、罗斯福、魏茨曼,伯林谈论最多的就是自己在牛津时候的同事。他们与前面的几位伟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也许没有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却在自己的领域内有所建树。他们大多数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更为重要的是,伯林谈论他们的方式就如同谈论自己,他总能从他们身上发现闪光点。伯林是个宽厚的人,当他评价他的同事时,他采用了一种曲折的方式,他能看到对方的缺点,但是他评价他们的缺点时,我们总能感觉到他也在审视自身是否也沾染了某种恶习。他的真诚与激情总能恰如其分地感染到我们,正如我们在阅读的间隙总能从他的点评中发现和反省自己的存在。比如对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刘易斯·伯恩斯坦·纳米尔的回忆,当别人指责纳米尔势利时,伯林为他辩解,“纳米尔确实有一点这样,但他的势利是普鲁斯特式的——在他眼里,那些贵族和精英们富有、骄傲、沉着、独立、热爱自由到了反常的地步,这样的英国人就是艺术品,他是怀着极大的热忱(实际上是一种狂热的关注)和一丝不苟的态度来研究他们的”。描述牛津的哲学家约翰·兰肖·奥斯汀欣赏的精神品格时说,“他后来最欣赏的精神品格的典范是达尔文和弗洛伊德。这并不是因为他特别赞赏他们的观点,而是因为他认为,一旦一个人确信自己的学说值得追求,他就应当坚持到底,无论结果如何,绝不会由于害怕被人视为怪异或囿于俗见而踯躅不前”。写另外一位出生于黑山的牛津历史学家约翰·佩特罗夫·普拉门纳兹时说,“在他的一生中,他总有一种流亡的感觉。他从未把自己跟英国或者牛津大学联系在一起”,还有他的学术与思想武器,“它的方法是在陈述自己或他人主张,特别是过去一些大思想家的主张时,用尽可能清晰的方式,避免一切含糊、晦涩、夸饰和混淆;是利用理性的方法来达到合理、严格的结论。他深信并维护这种方法,并且一生都在实践。他的目的是阐明和批评那些作家的观点,对他而言,他们似乎无论何时何地都在思考关于人类的最重要的话题。”

我们能够感受到伯林在谈论他的这些同事时,好像不仅仅在评价他们的工作,更多的是认同他们的学术选择和价值判断,因为这也是他的选择和判断,是他对牛津大学精神生活的忠诚表现。伯林一生最耿耿于怀的是,他并无独到的原创性思想,他所有的哲学都源于他人的批评和发挥,仿佛只有在他人的基础之上他才能拥有自己的洞察力和原创力。这种源自经验主义和他人理论之上的思考成就了一个坚守多元主义价值观的哲学家,他所有的哲学都源自这种理念:如果我们能让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人类食饱衣暖,扩展个人自由,抗拒不公,创造一个有尊严社会的的最低条件,如果我们抱有一点点宽容,建立一点点法治和社会平等,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无需使人类面对难以忍受的选择就能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这就是我们社会伟大的进步。这种理念同时也是我们衡量一个伟人成为伟人的标准。

思郁

2013-12-16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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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印象,[英]以赛亚·伯林,《个人印象》,林振义 王洁 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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