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的鲁迅研究似乎不太热了。

遥想当年研究鲁迅的四位大牌学者，钱理群退休后，他的愿望是回到中学教书，跟青年学子们有所接触，这个小心愿似乎也没能达成。最近关注到他的行踪，是五月份在一次大学研讨会上语惊四座，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他更为关注的是青年学子的教育问题。

还有大名鼎鼎的汪晖，正是因为那本让他一举成名的著作《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在前两年爆出抄袭的丑闻。其实这个时候的汪晖已经不研究鲁迅了，他以研究现代性之名，关注更为宏大的视野，以新左派的领袖之名闻寰宇，距离鲁迅的道路越来越远。

还有最让我有好感的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先生，他著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是我读过最有人情味的鲁迅传记。与众多研究鲁迅的学者不同，王晓明对鲁迅的研究多作同情的了解，经常以自我的情绪观照鲁迅的文字，虽有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的嫌疑，但是这样富有情感的文字在众多枯燥晦涩的研究鲁迅的文字中，十分显眼。近些年王晓明也已经转行做了都市文化研究，对鲁迅的情怀，不知是否还在？

剩下的还有一位巨头，我不知道是王富仁还是王乾坤，我总把这两位研究鲁迅的学者和教授弄混，究其原因，他们的鲁迅研究并没有给我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不过查看他们的近况，王富仁似乎在搞什么新国学，而王乾坤在做的也与鲁迅研究无关。这些当年靠鲁迅研究出名的学者们，似乎早已对鲁迅研究丧失了兴趣。也许鲁迅研究在张学，钱学大红大紫的今天已经显得落伍了吧；也许鲁迅研究该做的已经做过了，实难做出新意了吧；也许研究鲁迅已经开始过时了吧……

幸好还有孙郁。

很早就知道孙郁，他在鲁迅研究中的名气虽然比不以上的几位，但是会显得很独特。从我的阅读印象来看，很多学者的著作之所以冠以研究之名，也空有研究之实。鲁迅对他们而言只是一种解读的对象，而不是内化的生命与自然。他们的研究著作缺乏一种生命力的观照，缺乏一种文学的美感，这种生涩的风格与鲁迅的文字其实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孙郁的文字则不同，他虽然没有专著，但是每篇文字的渲染成文，都有着自己内在的思考，有着内化的生命，有着与鲁迅对话的阅读和沉淀。也许缺乏一种系统的条理使他在体制内不占优势，但是这种缺乏恰恰成就了他一篇篇富有人情味的解读鲁迅的文字。他很注重文字的审美需求，没有美感的文字绝不书写，他不仅仅是研究鲁迅，而是观照自我，想通过鲁迅的文字人生解答自我与时代的困惑。

在《鲁迅忧思录》的后记中，他提到了这种困惑，让我深以为然：“我的鲁迅研究，是与自己的困惑有关，或者说，研究这位作家，是想解决自己内心的问题。而为了自己去研究所关心的对象，有时可能过于偏狭，或因自我的情调而使格局变小。但学术总是有针对性的，当我们知道那些存在属于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真的不能不小心翼翼的，否则，与良心有违，至于思想的攀援则更谈不上了。”在上面提到的四位学者中，孙郁与王晓明的气质应该是最为接近的，所以他们的文字能够超脱出鲁迅研究格局的局促，成就一种新的气象与格局。也许更是一种新的方向。

与几十年前的火热不同，现在已经很少人读鲁迅了，倒是有更多的人喜欢周作人的文字。看似盛世的年代里，那些温吞吞的文字总能吸引不少闲雅人士的关注。金刚怒目的激愤，不读中国书的偏激，冷眼旁观看透人世的悲悯，肩住黑暗闸门的悲壮，都逐渐远离了我们的时代语境。鲁迅在我们的教科书曾经是一个战士，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领袖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的方向。鲁迅开始定格为我们学习的神话。直到周海婴在《鲁迅与我的七十年》中披露出那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对话：“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寻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

这个令人吓出一身冷汗的段子是真的，后来又经过了同时在场的黄宗英的证实。一切似乎尘埃落定，鲁迅不再是那个政权神话的一部分，反而让读者有了更多的机会去亲近他，通过阅读的方式体悟他缺席的在场。专业研究鲁迅当然无可非议，但是在我看来，我更欣赏孙郁这样的方式，通过在大学课堂面向学生和公众，直接讲授和解读鲁迅，面对面的交流。而且孙郁在《鲁迅忧思录》中采取了更为贴近生活方式，把鲁迅从一个思想家变成一个诗人，一个孜孜不倦追求诗性的表达，追求语言之美，追求思想的诗意，在生存的间隙里渴望发现一丝生机的写作者。

孙郁在《凝视生存隐秘》中就提到了现在鲁迅研究陷入的困境在于，我们不太注意鲁迅的表达方式，鲁迅的有趣的一面经过人们的叙述反而变得无比乏味，“或者不妨说，我们可能用先生最厌恶的方式纪念他，比如八股调，比如伪道学等。漠视鲁迅审美的特点和精神哲学的特点而谈论鲁迅，是很有问题的”。

在《奴性的国度》中，谈到的仍是语言的变革，“在他看来，中国的语言是被污染过了的，即我们都在使用一种奴性的语言”，要想改变它，一种是回到汉唐时代的某些语境，恢复阳刚之美；另外一种是吸收民间语言的精髓，“采野风而用之”；第三种是从外国文学里得到参照，“加进逻辑的因素”。第一种当然不可能，穿越那时候还不流行；第二种还值得拷量，毕竟白话文就是借鉴了很多民间口语的因素，但是在鲁迅看来“到民间去，哪里早就被皇权化了，所获也不多”，只有多读外国书，才能找到参照，找到新鲜的感觉。只有明白鲁迅的用意，才会体谅他说的多读外国书的良苦用心。

鲁迅研究中有很多好的学者，他们能把鲁迅的思想挖掘很深，化为我用。但是鲁迅研究的很多著作都缺乏一种同等的高度，即是说，你能诠释鲁迅的思想，但是没法用鲁迅的方式表述出来，于是很多著作的书写显得晦涩难懂，读起来令人昏昏欲睡。某种意义上说，很多学者都没有领悟鲁迅对语言的诗意与审美的锤炼，对文体的重视。 唯一能找到的只有思想，思想，思想。从未想过，就算是思想也需要交流，需要鲜活的表达方式，需要别人的理解，才能有新鲜的生命力。我个人认为，正是这种文体意识的忽视和欠缺，导致现在的鲁迅研究停滞不前。年轻人对鲁迅不再感兴趣，不是因为他们读了鲁迅的文字，恰恰是他们没有读过鲁迅的文字，只是读过鲁迅的研究，从那些转述的只言片语，残片断章中拼凑出一个愤激如火，金刚怒目版的鲁迅。

孙郁在《凝视生存隐秘》中对此有很深的体悟：“除了批判理念、智性之光外，鲁迅一生对事物判断的那种诗意的表达，后人一直没能很好地继承下来。现代汉语越来越粗鄙，单意性代替了繁复性，文艺腔置换了诗意。其中的问题是丧失了汉语表达的维度，把语言仅当成工具，而非精神攀援的载体，不仅古意寥寥，连衔接域外艺术的冲动也失去了。”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叫嚣着恢复传统的其实已经丧失了对现代的清醒认知，而完全欧化的翻译腔同样脱离我们的现实语境。孙郁认为，我们的语言中缺少的是一种“个人的意志”，“那意志不仅含有智慧，还有人性的暖意”。那种语言既是当下的，又是超脱的，既是属于时代的，又能具有一种纯粹静观的伟岸。总而言之，是属于一种具有自己独特视角，又对生命有着深刻体悟的语言书写。

去阅读鲁迅吧，撇开这篇文字，撇开研究鲁迅的各种著作，直接去感受和亲近鲁迅的文字，与他对话。你会发现他的美，他灵魂的高扬，他处世的悲悯，他的人间情怀，他针砭时弊的背后，是一个伟大作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隐痛。

思郁

2012-7-5书

鲁迅忧思录，孙郁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一版，定价：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