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曾经说，写文化史最严重的一个困难就是，为了让人便于理解，必须把那些伟大的知识发展过程分成许多单一和往往近似武断的范畴。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历史的编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担忧，它应该是一项合作的事业，但是大多数历史学家却愿意单打独斗。我的矛盾心态来源于两个方面，合作撰写的历史总觉得缺少了个人特色，显得平庸；而单人撰写的历史著述又受限于个人的视野和能力，能凸显出独创性，缺少全面的视角和观察。

带着这种复杂而矛盾才心态去读《欧洲文化史》很有意思。倒不是说非要用所谓批判而挑剔的眼光审视这样一本著作，而是说无论作者怎么样写都注定会留下遗憾，更何况是一个荷兰历史学家用英文写作的《欧洲文化史》在中文语境中被阅读，被解剖。这其中几层文化差异的错位很可能让这本宏大而精彩的著述少了几分精彩的韵味，多了几分误读的可惜。误读不是因为我们对欧洲历史的隔膜，恰恰是我们对欧洲历史的熟悉——我没有说错，至少从教科书中对世界历史的进程有着大概的了解，而且这种教科书的历史观对我们影响深远，以至于我们总用这种幼稚的历史观去衡量一种更为成熟和稳妥的历史观——正是这种自以为是的熟悉造成了误读的可能性。

历史写作首先是一种选择，尤其对那些喜欢单打独斗的历史学家来说，当他们完成自己的著述后，注定会引发一场没有结论的争议。历史写作的选择，意味着你放弃的东西与你选择的一样多。这位荷兰的历史学家彼得·李伯庚在《欧洲文化史》中提到过这样的小插曲，当他以为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岂不知受到的攻击比以为更甚。有人会说他的著作忽视了基督教传统中《圣经》的作用，有人说他过分强调了基督教对欧洲文化的影响，有人说他没有强调劳苦大众在形成欧洲过程中的作用，还有人说他不应该在一部文化史著作中过多强调经济和政治背景……

李伯庚受到这样的攻击多少有些不公平。像布克哈特上面提到的，知识发展的过程从来不是单一的，文化史、思想史、经济史和政治史等等总是要掺杂在一起，历史的书写之所以清晰，只是为了便于我们梳理历史的头绪，它是一种历史叙述，而不是历史事件。欧洲也不是静止的状态，它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而且还会继续变化下去。如何描述这种变化，并从中寻找出欧洲文化发展的各种因素，就是历史学家应该关心的问题。

法国历史学费尔南·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中对欧洲文明提到过这样一种观察，欧洲文明一方面似乎是高度统一的，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所有欧洲的国家都拥有完全相同的文明呢？答案显而易见不是，欧洲有着不同的国家，自然有着不一样的文化习俗，但是，布罗代尔说“欧洲所有的运动，无论是来源于它空间的哪一个点，都有蔓延到整个欧洲的倾向。我们说仅仅是倾向。某种文化在欧洲的这一部分或者另一部分可能遭到拒斥或反抗；抑或出现相反的情况，它取得非常大的成功，往往越过欧洲的边界，甚至不再是‘欧洲’的文化，而成为世界性的文化，开始于整个人类”。想想有史以来的各种大事件，希腊哲学文明的传播、基督教文化的信仰、文艺复兴运动对人类文明的影响、近代自由民主等天赋人权观念的流行，无不一一印证欧洲文化的统一性与扩散性。它的多样性文化与统一性文化似乎并行不悖，在互相滋养中蓬勃发展起来。李伯庚在《欧洲文化史》中对各种文化艺术形式的整理也正印证了这一观点。

读《欧洲文化史》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那就是开篇提到的布克哈特的那个观点，李伯庚把欧洲文化的历史分成了一个个单一而有趣的部分。每一章相互联系又互相独立，绝不是那种单纯按照时间轴的发展书写历史的庸常写法。他把自己的对历史的兴趣带入了自己的著作，在强调各种观念的同时，引用了大量的文献——历史写作当然免不了文献的存在，但是他的引用恰恰避开了历史写作对宏大叙事的偏见，特意选取了很多精彩有趣的细节资料来弥补观念叙事的不足。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部分就是在第十章里谈论“移民、旅行以及在欧洲的文化扩散与整合”。在我读过的历史著述中很少会看到这么好玩的写法。我们甚至从未注意到欧洲的历史上，旅行对文化的传播所存在的意义。李伯庚的一个观点就是，在历史上，不仅出国旅行，即便在本国旅行也能引起文化的演变，比如长期的贸易往来会带来语言上的交流，丰富欧洲语言的词汇与思想。他甚至根据旅行方式的不同，把这种文化旅行分成了三种模式：商业旅行、外交旅行和寻求教育的旅行。

他搜集了很多学者的资料，都证明他们曾经把旅行看作一种极其重要的交流方式。这些细节本来曾经存在我们的以往学习历史的意识中，唯一可惜的是，由于过于关注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反而忽略了历史细节可能存在的意义。在当时交通不便的状况下，旅行不但成了一种肉体上的磨砺，也变成了思考日益成熟的心理历程。李伯庚谈到欧洲历史上这种文化旅行时说：“17、18世纪间，外交旅行和教育旅行结合，成了欧洲文化中的一种经常现象，称为‘大型旅游’，尤其从西北欧看，周游意大利、法国当然是令人称羡的一次‘大型旅游’。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这种‘大型旅游’表明了南欧在他们心目中的重要性。这种‘意大利的深情’，直到18世纪，有文化素养的欧洲人，包括带文化沙文主义情绪的法国人在内，都沾染这种深情。”

我们能注意到这种旅行的发生不是因为美景，是因为文化的吸引。英归根结底，欧洲文化的根源都与意大利联系在了一起，在意大利的城市中，我们不但能领略到文艺复兴的盛况，还能窥得罗马帝国文化的废墟，以至于有种“我站在灿烂文化的废墟上”的感慨。欧洲文化的蓬勃的生命力与吸引力在旅行中得到了更好的验证。我们都想从传统中寻找构建未来的力量，从文化的余韵中寻找未来的光芒。

当然，这只是《欧洲文化史》的一个侧面。我被这本著作所吸引，不是因为他其中欧洲历史的梳理，而是他在其中倾注了自己全部的深情。我们经常说，历史学家应该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保持一种客观的距离，以免让自己的感情影响自己的判断。但在那些细致的部分里，我们仍然能察觉出一个历史学家对他挖掘出的细节的热爱。他使用什么样的史料，舍弃某个部分都有着自己的偏好，这是个人与时代的局限，无法避免。于是我们只能从他的这种偏好中了解以为历史学家的趣味。

李伯庚在书中提到雅各布·布克哈特时，说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虽然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作出了出色的分析，但是“他描绘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完全是正面形象，可能过去肯定一切了”，他猜测这可能是历史学家对自己的时代颇有不满，才会把全部的感情倾注于那个黄金时代的怀旧中。他顺便还提到了荷兰历史学家的约翰·赫伊津哈对西欧中世纪后期的描绘有同样的缺陷。但是在我的阅读印象中，无论是布克哈特还是赫伊津哈他们的著作之所以如此拥有长久不衰的魅力，也正是他们对自己研究的那个历史时期倾注了全部的深情。

所以我注意到这个细节不是因为它的突兀，在一本描述欧洲文化发展历程的教科书中对另外两位历史学家进行进行批评，而是突然想到，假如真像他说的这样，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李伯庚又是如何避免这种困境出现呢？我们的历史研究总不但受限于我们自身的能力和条件，还受限于我们时代的语境。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陷入这种历史的困境时，又能如何苛责别人？

也许，我们应该回到历史的宿命论上，重新开始追问，历史是可能的吗？想象会给历史成为可能吗？我们能客观对待历史吗？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斯坦福在《历史研究导论》提到这种疑虑时说，历史永远有有一种浪漫的吸引力，为了应对这种浪漫，历史学家必备的技艺是多元的，不但要掌握文献和证据，更重要的是必须“从具体上洞察个人，从总体上洞察人性”，方能把自己的研究误读减至最低。正如历史的书写如果注定留下遗憾，那也是伟大的遗憾。

思郁

2012-8-15书

欧洲文化史（上下），【荷兰】彼得·李伯庚著，赵复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第一版，定价：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