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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斯坦纳曾在他的成名作《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到:“文学批评和文学阐释的著述生命有限,难以长久流传……大多数研究著述属于过眼云烟、学术著作和学术期刊文章尤其如此。在鉴赏情趣、评价标准和使用术语进行辩论的历史上,这样的文学研究著述或多或少代表某个具体的时段。不用多久,它们有的在繁冗的脚注中找到了葬身之所,有的呆在图书馆书架上悄无声息地搜集尘埃。”像乔治·斯坦纳这样的大牌知识分子、著名文学批评家的论调都如此悲观,可想而知,文学批评这个行当里的冤死鬼得有多少,大多数都是湮没无闻零落成泥碾作尘,当然也有少数几位可以流传至今,“批评著述若想名垂青史,要么富于哲理,要么风格独特,要么得拥有众多读者。在有的情况下,理论性批评论点与想象性创作融为一体。例如T.S.艾略特撰写的文章。”

此即全称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的英国诗人与文学批评家。艾略特生于1888年,十四岁写诗,二十九岁出版了一本只有二十四首诗歌的小册子,三十四岁时发表了轰动一时的长诗《荒原》,出尽了风头。也许你从未完整读过这首长诗,但是从此后,人人皆会吟诵“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说艾略特二十世纪英国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一点不为过。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想想,在二十世纪的英国,还有哪位诗人拥有除了诗人身份以外的众多影响力:除了《荒原》这样现代派诗歌里的里程碑之作,他还创作了《大教堂凶杀案》等一批诗剧作品;根据他的诗集改编的音乐剧《猫》畅销欧美,至今不衰;他还是二十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他的论经典和传统的文字,他创造的“客观对应物”以及“感性的脱节”等批评概念,以及他的非个性艺术创造原则,对文学批评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他的论文化的一系列札记催生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勃兴;当然,更不要忘了,他在1948年凭借诗歌《四首四重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已经是全球知名的诗人了。

1961年7月,艾略特在大学做的第六次毕业典礼的讲座中,以《批评批评家》为题对自己大半生的文学历程做了总结。在他看来,文学批评是有学养的大脑所做的直觉活动。根据这个标准,他把当时的文学批评家进行了归类,第一种是所谓的职业批评家,通常是给某报纸或杂志撰稿为生,文学批评是他主要的声望来源;第二种偏重的是个人的兴趣爱好,善于挖掘那些被人所遗忘的作家;第三种是学院批评家;第四种即诗人批评家,“我们不妨说,他是写过一些文学评论的诗人。要归入这一类的批评家,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的名气主要来自他的诗歌,但他的评论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有助于理解他本人的诗歌,而是有其自身的价值”。艾略特无疑属于这一类型的批评家,他承认他写过最好的文字都是对他的诗歌产生影响的作家,自然以诗人居多,“随着时光流逝,依然能我感到信心十足的文章,写的都是那些让我心存感激、可以由衷赞美的作家”。

诗人批评家是这样一些批评家,不不单是因为诗人身份的特异性,仅仅关注诗人写作对诗歌的影响,而是因为这种诗人敏锐特质的存在以及对语言独特的审美需求,使其具有了一般批评家所不具备的诗性直觉,拥有这种创造性的心智,从而对作品进行评论时,可以从更为新颖的角度,观察总结出文学意识对时代精神的影响力。此次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艾略特文集中,除了诗歌集《荒原》和诗剧《大教堂》,剩余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批评批评家》和《现代教育和古典文学》均是他的文学评论集。一个以诗歌为业的诗人,还是一位深受深陷金融事务的银行小职员,但在业余时间,以文学批评和创造为业,他对文学批评的倾注,可以看作亚里士多德以来,对诗学所做的最为重要的振兴与思考。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倾注一生在事业上诗人批评家,对批评所起到的作用一直抱有深切的怀疑。正是他写的这些评论诗人的文章,使其考虑到这些问题:批评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大众对某位诗人、对过去某个时期文学的兴趣?批评家在多大成程度上影响他时代的趣味?艾略特的答案显得很是悲观:几乎没有。如果这样的答案让人失望,也许我们该如此质疑,如果你察觉到自己的评论无法对任何人或者施加某种影响,你又为何而写作?除了说为自己这种无用的言辞,似乎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诱使着批评家对自己的写作之路进行探究总结。作为一名诗人批评家,首先对自己的诗歌创造的之路有着探寻的欲望;其次,作为文学批评家,对传统的和经典作品的分析有助于增进自己的诗歌技艺;从另外一种角度分析,诗人批评家对批评活动的总结与梳理是为了让文学显得秩序井然,无论道德批评,还是伦理批评,无论诗学批评还是纯文学批评,这种活动萌发出创造性,会对文学创造形成某种强烈的精神指引。我们避免用文学性宗教这样的词汇形容这种影响,但是文学对时代发展进程的作用往往是无形而巨大的,不是简单的言辞就可以表述清楚。换句话说,普通读者阅读文学渴望得到某种影响和认同,而批评家则是告诉读者,他们的阅读并不孤单,他们在遥远的时空中,在过往的时代中,有着与他相似心境的精神上的同类存在。

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由著名诗人卞之琳翻译成了中文。在这篇影响深远的论文中,艾略特着重提到了成熟的诗人对传统的看法,传统不但是过去的一部分,还是现在的一部分。而且传统不是僵化一成不变,而是根据现在的标准和参照也会发生某种奇妙的排列变化。用博尔赫斯的话说,反而我们创造了先辈和传统,而不是传统创造了我们。艾略特不止一次引述了这段话:“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而来发生变化。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以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的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即使改变很小;因此每件艺术作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重新调整了;这就是新与旧的适应。”艾略特主张为了能与这种作品的理想秩序保持一致,那么诗人的作用不是发扬自己诗歌创作的个性,而是要极力隐藏或者消磨掉自己的个性。

说实话,这是一个很迷惑人的观点。当我们的创造需要萌发出个性的创造之光,极力摆脱先辈的影响的焦虑和阴影时,他却主张隐藏自己的个性。那么这种带有保守主义的观点,是否意味着我们无法摆脱传统的影响呢?他在《论经典》一文中,提到传统中的经典作品时说,经典意味着成熟,意味着经典作品只可能出现在文明成熟的时候;语言及文学成熟的时候;是成熟心智的产物,“赋予经典作品以普遍性的正是那个文明、那种语言的重要性,以及那个诗人自身的广博心智”。即是说,当诗人生在那个成熟的文明之中,对语言有着非同一般的敏感性,又在自我的文学修养中打破自身时代的局限,才可能突破这种传统的影响,自成一体。具体而言,他在论述马克·吐温的文章中提到了想要成为某个国家文学里程碑的作家的两个特点:首先是一种鲜明的地域性,其次是与之相结合的一种无意识的普遍性。

我们能注意到上文同样提到了“里程碑”,这并不是偶然为之。事实上,艾略特正是这样一位诗人批评家。在整整一生中,他把自己身上那种难以相融的、分裂的性格与多重身份表现在了他的诗歌写作与文学批评中。他对秩序极为偏爱,但又对混乱极为敏感;他赞扬非个性化,自身强烈的个性却像烙印一样处处显示在他的诗篇中;他是一个坚持自然本性和传统价值的人,但他自己却打破了这一誓言;他总是在不断地冲突中找寻自己写作与生活的平衡点。英国学者彼得·阿克罗伊德在为他撰写的传记中这样评价这位诗人批评家:“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普通人,他的天才都在于他有把他个性中的破坏性倾向塑造成大于他自己的东西,从而抵抗它们的能力。他的著作是一种濒临死亡的文化的璀璨巅峰的代表。他以行动促成了这一文化的形成,并赋予它一个出自他内心的结构与形式,他为这种文化的确定是一种修辞学上的确定。因为这一行动,他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

1965年1月,艾略特逝世后,家人遵照他的遗言进行火化。在教堂里,他的牌位上写着:请记住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一位诗人。上面还写着他的生死年月,以及另外两句话:“我的开始就是我的结束,我的结束就是我的开始。”他有资格这样评价自己的一生。

思郁

2012-9-16

艾略特文集,陆建德主编,卞之琳、李赋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6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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