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的日记，最早一篇记录于1947年11月23日，其时桑塔格十四岁，日记中提到一句话说，她相信“人与人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智力”。桑塔格的日记由她的儿子戴维·里夫编选三卷出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一卷《重生》。不知道有意还是无意，这一卷的最后一篇记录于1963年的年底，桑塔格三十岁了，她早早经历了婚姻，有了儿子戴维，遭遇婚变，再加上性别上的困惑，掺杂着爱情的痛苦，但是却从未放弃对自我意识的形塑，对知识与智力的追求：“从幼年起，我就一直享受对获得知识的狂喜。但狂喜就是狂喜”，“知识的‘渴求’就像性渴求”。

戴维在日记的序言中提到他编选母亲日记时所依赖的一些观念：“这些材料呈现的是年轻时的桑塔格的肖像，那时她正自觉而坚定地致力于塑造她所向往的自我，而这肖像的青涩与质朴，恰恰是这些日记的非凡魅力所在。正因为如此，我决定将这一卷名为‘重生’。”在桑塔格成名之后，引发了许多非议，其中重要的一点，很多人觉得她势利、精明、傲慢、野心勃勃，为了成名不顾一切。但是这个形象在这部日记中得到了部分地摧毁。我说“部分”是因为如下的考虑，在这部日记中呈现出的桑塔格形象与其说颠覆性的，不如说是更接近日常化的。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女人，对未来的不确定，对自我意识的模糊不清，对爱情的迷茫与困惑，一如青春期之间的任何女人。她所谓的“重生”更多地是因为对自身性别的不确定，第一次与男生亲吻所产生的排斥与厌恶，而后在与她的第一位情人哈丽雅特（日记中的H）的相爱，唤醒了她的同性意识，伴随这种性意识而来的是她真正意识的觉醒，即对一种持之以恒的智力的追求，而且这种追求不是学院与苦修僧式的，而是体验和充满激情式的。

在1949年5月31日的日记中，她已经得知被芝加哥大学录取了，憧憬着大学的美好生活：“我到芝加哥后，真的会知道干什么——我会马不停蹄地出去，抓紧体验，而非等体验来找我。”这则日记的结尾处她写到：一切从现在开始——我重生了！而后在1949年10月21日的日记中，她则记录下了现实生活的残酷：“我就明白我无法忍受干白领的工作，我无法指望上大学、看书、写作之后还能干什么工作挣足够的钱让自己过上日子。（我曾经天真地以为与其做伪知识分子的什么事，比如教书，还不如做某件无意义的事情——我没有意识到一个人会因为他大部分工作时间里的活动而变得多么麻木、枯竭。）这打消了我企望过无产者生活的一半的念头，我目前注重身体存在的方式已经剥夺了我另一半的幻想。”

这种矛盾的心态一生都在折磨着桑塔格。她不愿意去教书，写那些无聊的论文，用这样的无趣的工作耗费自己的生命，她渴望更为精彩与丰富的生活，她最终会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依靠自由写作、出版、演讲和各种写作基金生活。但是在大学时，她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选择了嫁给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讲师菲利普·里夫，她对这桩婚姻有着清醒而悲观的认识。1951年的日记只有这一则，写于1月31日：“带着对自我毁灭意愿的充分的意识和恐惧，我嫁给了菲利普。”其时桑塔格刚刚十八岁，菲利普二十八岁。1952年9月，他们的儿子戴维出生了。

在此之后的日记，婚姻与争吵、思考与阅读并行不悖。除了新近结婚这两年，桑塔格从未放弃过思考与阅读。她的阅读量大的惊人，日记中不断地出现各种书单，她也随手记录下各种看法。她的情人哈丽雅特刚认识她的时候就意识到，桑塔格有着照相机般的记忆力，哈丽雅特说她想把整个图书馆都装进了脑子里。桑塔格在后来的日记中说，她的阅读是“为将来储藏、积累、储存，填现在之洞”。写作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阅读。而她的写作意识的觉醒却是在逃离婚姻之后，与哈丽雅特重新在一起。

1959年11月的日记中，她开始意识到同性的生活改变了她的写作：“性高潮集中。我有着想写作的强烈欲望。达到性高潮不是拯救，而更是我的自我的诞生。我找到了自我才能写作。我唯一能成为的作家就是那种展示自己的作家……写作即耗尽自己，与自己打赌。”而后12月的日记中，她这样写到：“我想写作的欲望是与我的同性恋有关的。我需要这个身份当作武器，以对抗社会反抗我的武器”，“它并不能证明我的同性恋是正当合理的。但是它会给我一张许可证。”

写作变成了她唯一依靠的可以对抗整个世界，反抗平庸生活的决心：写作就是存在，写作就是成为她自己。这才是她真正的重生。

思郁

2013-5-19书

重生：苏珊·桑塔格日记与笔记（1947-1963），戴维·里夫编选，姚君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4月第一版，定价：5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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