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2月25日，罗兰·巴特受邀参加了午餐聚会，饭后步行回到任教的法兰西学院，在学院对面穿过马路时，被一辆行驶而来的卡车撞倒在地。奇怪的是，当时的巴特被检查出只有轻微的伤害，但一个月后却在医院不治身亡。

1980年11月16日，路易·阿尔都塞掐死了自己的妻子。随后法庭判决他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随后把他强制送到了巴黎的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同时解除了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教师职务。1990年，阿尔都塞突发心脏病去世。

1981年9月9日，一向以能言善辩著称的雅克·拉康，深受失语症的困扰而辞世。

几年后的1984年6月25日，声望如日中天的米歇尔·福柯因为艾滋病去世。

而这个死亡名单的最后一位是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2009年以101岁高龄去世。

死亡本来是生命的常态，但是之所以如此郑重其事地列出这个名单，显然是因为他们中间存在某种共性，不是死亡的共性，而是时代所赋予他们的共性。他们中的前四位大都去世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而结构主义的创始人列维·施特劳斯一直活到了新世纪新千年后，似乎预示着这种结构主义的语音萦绕不已，久久不散。死亡本来就是一场文化事件，尤其是你能从这种死亡的仪式中寻找到某种结构主义发展的踪迹：死亡所能预示的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一种学术理论的终结。

20世纪的法国有着众多的学术思潮甚嚣尘上，众所周知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就是一例。但在二战后，萨特的政治态度牵连到了他的思想，影响了很多人对这位大哲学家的观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尤其是1968年的学生暴动预示着那种旧的思潮已经不足以对当代的青年人形成某种精神指引，于是，有许多新的思潮就应运而生，结构主义就是其中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从结构主义开始，乃至以后的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等等各种思潮与存在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前者是理论方法，而不是政治立场。六八年的暴动让众多走上街头的学者回到了学斋，从学识层面上形成理论对抗政治性的残酷现实。这种变化与其说逃避知识分子的责任，倒不如说是他们力图通过新的理论寻找自己领导行动的合法性基础。马克思的名言，知识分子的责任不是阐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一直引领这法国的反抗力量。但是经过这次动乱后，知识分子仿佛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之薄弱，于是退守到书斋，寻找新的合法性依据，为未来争夺自己的阵地做准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发生了变异，即是说，他们发现理论的力量是另一种隐秘的反抗形式——也许换种方式更为贴切——一种更为安全和安逸的反抗形式。行动的力量需要某种精神理论的指引，结构主义也罢，解构主义也罢，它们的存在总会对现实产生某种影响。对他们而言，也许阐释世界才是当前知识分子应该做的，而不是自不量力地以卵击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二十世纪的法国，各种学术思潮甚嚣尘上的原因所在。理论的陌生化要求各种新鲜的东西，而概念的变革就在于对一种理论进行重新的分析、归类和排序。

开篇提及的几位死亡者相信大多数人都有所耳闻，他们都是结构主义的代表。简单说，结构主义是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理论中衍生出来，研究作品和实践的一种方法。结构主义是一种分析方法，不是一种评价方法。英国的大牌批评家特雷·伊格尔顿就说，结构主义与研究对象的文化价值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就是研究人类学的列维·施特劳斯，研究文学的罗兰·巴特，研究心理分析的雅克·拉康，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路易·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流派，这几位的著作风格以及学术思想也是大相径庭，但他们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共通性，那就是对索绪尔语言学的本土化应用。

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在《结构主义史》中，把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总结为三个基本要素：一种是语言与言语的分离，二是历史性与共时性的分离，三是记号的任意性特征——记号的任意性，即是说能指与所指的区分。一个简单例子，当我写狗这个词的时候，它不仅仅产生了狗这个字，而且还产生了狗的概念：四条腿的犬齿类动物。索绪尔把前者称为能指，把后者称为所指。两个部分和在一起才产生“结构”。索绪尔的理论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任意的。比如狗这个词，没有像狗的特性，没有任何理由能指的狗就应该产生所指的狗。两部分的关系仅仅是一种习惯的结果，文化上的约定俗成。能指的狗也容易产生所指的猫：一种四条腿的猫科动物。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之上，索绪尔语言论的核心出现了，他认为意义不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的结果，反而应该是两者之间差异关系的结果。举个简单的例子，交通指示灯上说，红灯停，绿灯行。其实红色与绿色的灯与路人的行走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交通系统根本不是通过指名各种颜色来工作，而是通过这种颜色的关系制造出一种行走与停留的差异。

正如列维·施特劳斯和其他作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显示的那样，早期的结构主义试图客观描述所有的社会与文化实践，内容包括神话叙事、文学文本、广告、流行服饰、社会礼仪等方面，从而跨越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传统学科领域。结构主义认为这些实践是一种符号和结构的组合，这些符号与结构对于特定文化成员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试图清晰地说明这些实践在实现其文化意义上的过程中所遵循的 规则与步骤，并试图通过符号指示要素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组合规则来具体说明这文化的意义。这种理论对结构主义的影响在于，它使用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这种任意的关系来分析文学和句子，通过制造差异形成陌生化，通过这种结构寻找某种理论内在的肌理，用它来寻找文本与文本之间，文本与读者之间，文本与作者之间的多层关系。《结构主义史》的内页用了米歇尔·福柯的一句名言：结构主义并不是什么新方法，它不过是被唤醒了的、令人焦躁不安的、有关现代思想的意识而已。这种现代意识的觉醒不仅催生了结构主义，还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思潮，给人的印象，这些概念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塞进去。

这种概念的制造者仿佛在制造一种理论的狂欢，一种不断跳跃的能指。罗兰•巴特有一篇文章名字干脆叫做《文本的快乐》，主要就是说如果无法用明确的意义抓住作品，读者就可以“尽情享受挑逗人的符号滑动和浮沉不定、撩拨人的意义闪现”，和文本中的语言肌理进行一场众神的狂欢盛宴。但是特雷·伊格尔顿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文本中结构的狂欢不过是968年法国学生街头动乱的一个缩影。他们无力打破国家权力的结构，但是发现颠倒语言的结构还是可能的。学生运动日渐地从街上消失，他们被驱入了地下，转入了话语领域，通过理论的形塑，重新寻找昔日的辉煌……

思郁

2012-7-2书

结构主义史，【法】弗朗索瓦·多斯著，季广茂译，金城出版社2012年5月第一版，定价：6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