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读博尔赫斯是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的那套《博尔赫斯文集》，本来是三卷本，被朋友顺走了两本，手头剩下的只有一本文论自述卷。因为经常地翻阅，里面的书页已经散掉了。我现在有了不同版本的《博尔赫斯全集》，但这看似薄薄的一册，对我而言仍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人与书的相遇，看似偶然，回味起来，总觉得冥冥中似是一种缘分。在我现如今的阅读谱系中，博尔赫斯的位置是唯一的，他是我心目中无限文学的化身，他所传达的文学精神彻底改变了我的文学视野，深化了我的文学境界，当然，某种意义上说，博尔赫斯重铸了我的文学观。当年就是通过这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通过翻译家王永年先生的译笔，认识了这位对我影响深远的作家。

之所以对王永年的译文留有深刻的印象，还是读那篇描述博尔赫斯失明后的《诗人》，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他心想，我再也看不到充满神话般恐惧的天空，也看不到自己将被岁月催老的脸庞”，让人顿觉惊艳。“神话般恐惧的天空”是一种什么样天空？想想这句话好像很清晰，但是又很模糊，有些超现实主义的味道，超越了平时书写恐怖情绪时的情感体验。这样的句子固然是博尔赫斯的原创，但是当这样的文字经过了多层语境的转换，仍然能保持原文的那种“震惊体验”的风格，自然有译者的一份功劳。

没想到，读王永年的翻译的博尔赫斯，这种阅读的新鲜感才刚刚开始。在《论古典》中“古典作品并不是一部具有某种优点的书籍，而是一部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的译文至今难忘。《<神曲>》中，博尔赫斯说：“我知道我是一个享乐主义者，我读书，却从不因为它是否古老，我是因为它们美得让我击节喟叹。”在《纳撒尼尔·霍桑》中，博尔赫斯说：“一个伟大的作家创造了他的先驱。他创造了先驱，并且用某种方式证明它们的正确。”在《论书籍崇拜》中，“神道编织了灾难，为的是让后代的人不缺嗟叹歌吟的题材”，“马拉美说，世界的存在是为了成就一部书”……多么神奇的想法呀，世界成了一本书，博尔赫斯的博学与简洁的诗学，通过译者的译笔传递出了难描的神韵。

卡尔维诺曾经声称他在阅读博尔赫斯的时候，发现了某种简洁写作的诗学，比冗赘优越，比精炼更精炼。的确，读博尔赫斯的时候，你很难发现他有什么写的很长的文字，基本都是很少的字数和篇幅，但是读下来的时候却往往回味良久，咀嚼再三。他最为擅长把极其丰富的意念浓缩在简短的篇幅里，用一种密不透风、玲珑剔透、不事雕琢和开放自由的句子传达出来。博尔赫斯在遣词造句上花费了很多的功夫，在他的笔下，看似很普通的一个词汇或句子都能承受很大的重量似的。如果译者不能很好地揣摩作者的良苦用心，估计很难把翻译进行到底吧。

说起王永年先生的翻译之路，博尔赫斯只不过是他漫长的文字生涯中的一部分。他精通英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多种外语，1959年起任新华社西班牙语译审时，就开始翻译世界文学名著，其中翻译的欧·亨利小说畅销多年。他又从意大利文翻译了《十日谈》，是中国最早的一个。他翻译了博尔赫斯全集的大部分篇章，诗文选集《巴比伦彩票》是公认的最传神、最精准的中译本。200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邀请王永年翻译了凯鲁亚克《在路上》的原始版本。

这里值得多交代几句。他翻译《在路上》时，老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老一辈的译者恪守一种老派人士的价值观，他不是很喜欢凯鲁亚克以及“垮掉的一代”这些作家，我估计老先生在翻译的过程中一定聚集了不少的火气，翻译到那些人酗酒、吸毒、做爱场面之时，说不定还掷笔于案，恨恨不平，痛斥“垮掉的一代”世风日下，道德败坏，不良影响如此等等。《在路上》的新译本出来后遭到了很多读者的非议，认为普遍不如文楚安早年的译本，这其中有种难以超越的先入为主的印象，另外也是跟老一辈翻译家的所坚守的精神有些格格不入的缘故吧。

据我的印象，《在路上》的新译本还是很不错的。我仍然觉得他的译笔严谨而精美，很多具体的意象非常难忘，比如第十二章，写到萨尔到了一个小镇特雷西，“落日留下长长的影子，一片血红。……天色很快就暗下来了，葡萄色的黄昏，紫色的黄昏。笼罩在柑橘林和狭长的瓜田上；太阳是榨过汁的葡萄紫，夹杂着勃艮第红，田地是爱情和西班牙神秘剧的颜色。”虽然这段景色描写中开始已经用血红和葡萄紫进行了铺垫描述，但是当我读到“太阳是榨过汁的葡萄紫”的时候，仍然被这个奇特的意象眩晕了。葡萄紫已经是紫的不能在紫了，榨过汁之后的葡萄的紫，是一种什么颜色？太阳怎么可能会是那种颜色？近乎于黑色了，但还是明明白白的光亮，透明无比的紫色。我没有见过这种太阳，也想象不出傍晚时候的太阳如此紫的颜色，但是读到这样的句子，还是觉得惊艳，奇崛，难忘。

苏珊·桑塔格在一篇关于文学翻译的演讲中，说文学翻译基本上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首先文学本身会提出很多要求；另外，对一本具体的文本而言，它需要更多的读者来欣赏；还有就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之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作品中某些固有的东西，超越了作者本人的意图和意识”。王永年翻译博尔赫斯能够成为经典，翻译《在路上》却遭到诟病，这种差异不是因为译者的水平“不可信”，而是因为时代的差异所造成的精神冲突。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提及翻译的现代性，在某个时代里都需要更契合这个时代精神的译本。

博尔赫斯在诺顿讲座中也提到了这种翻译的差异性。他认为翻译的作品的好坏从来都不是“从”文字使用的优劣来衡量的，而是应该“由”文字使用的优劣来衡量。因为“我们身上都担负了历史观”。哪怕我阅读的是同一个作者的作品，但由于译者的不同，时代的不同，风格也会大相径庭。也许找到适合我们的译本才是最重要的，出现更多的译本也会有更多的选择。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副社长赵武平评价王永年的译笔“翻译没有匠气”，“翻译最明显的特点是准确、通俗，不会转文”，最注重的是“信”。所谓“信”，即是说，把文学翻译当成一项伦理任务，通过翻译反映和复制文学本身，突出文学精神，扩大我们的同情，教育我们的心灵，加深我们的文学意识，从而可以训练我们的心智，把翻译作为一项永恒的志业。

这也许才是年轻的译者们需要学习的翻译精神吧。

思郁

2012-7-26书

简介：

王永年（1927年—2012年7月21日），翻译家，笔名王仲年、雷怡、杨绮，浙江定海人，王永年精通英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多种外语，1959年起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华通讯社西班牙语译审，他翻译新闻稿以精练、准确著名，他以王仲年笔名翻译的系列欧·亨利小说，出版多种版本，他是中国从原文翻译《十日谈​》的第一人。1993年，他编选、翻译博尔赫斯的诗文选集《巴比伦彩票》，是公认最传神、最精准的中译本，也因此应邀担任《博尔赫斯全集》（林一安主编）的主要译者，译出博尔赫斯几乎全部的小说和大量博尔赫斯的诗、散文、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