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胡适是个绕不开的人物。所谓绕不开，从象征层面上讲，胡适是当时中国学术界的领袖与核心人物，几乎在文学、哲学、史学，各个领域内都有人追随和模仿他，当然也少不了批评他的声音，但是无论如何声援或是质疑都不能忽视他的存在。从具体操作层面上讲，这个“绕不开”是指，他的一生有意识地留下了大量著述和资料，以供后人研究之用——这本来是好事，但是仔细想想又觉得哪里不对，如果生前已经自觉意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那么这些存留的资料，尤其是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书信与日记等，到第有多大的真实意义呢。这个还真是令人头疼的问题。

给胡适作传的学者江勇振就曾谈到这个头大的问题，胡适的一生所搜集保存起来的自传档案，浩如烟海，对任何一个研究者都是挑战，但是最大的挑战不是数量的庞大，而是在于它是一个“筛选过的传记模本”。这是因为胡适的日记与书信都不属于那些写给自己看的文字，他生前就有过主动外借自己的日记给同学看的经历，而且他日记和书信的内容与个人的生活情感几乎没有关系。这些私人的书信与日记反而成了他公共领域写作的一个延伸，是他的学术思想的另一个沉思的场域。

近期读新编选的《胡适书信集》，就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据本书的编者所言，胡适的一生大概有两万多封书信，但是留在大陆上的书信由于战乱和政治动荡的销毁，已经所剩无几了。本书编选的首要目的并非是为了搜集研究之用，所选的书信大概有三百多封，“着重选择那些表现家人亲朋之间的情谊，谈论做人的修养和做学问的态度与方法，对国家、社会以及世界大事件的观察与分析，对人生、伦理及宗教等问题的思考等等”。难怪我阅读的间隙总觉得这些书信太过于严肃了，一点没有觉得有窥探别人生活的乐趣，原来是故意为之。

事实上也是如此，胡适从1917年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纲领而暴得大名，到1962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酒会上遽然辞世，他的一生可谓毁誉参半。比如总有人拿他和鲁迅作比较，说他们的思想路径恰好代表了中国发展的不同面向，鲁迅激烈的批判，“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胡适基督教式的容忍，“我向来是以一个宽容的心态看待我们这个变态的社会”，都在我们的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现在的时代中追捧胡适似乎更多了些，大概鲁迅的文字过于激进已经不适合我们这个温水煮青蛙的年代。而胡适的思想更强调理性、宽容与责任，强调一种舍弃自我的牺牲精神，是我们的时代所需吧。读这本书信集，对这些言辞印象很深，比如他在给杨杏佛的信中就提到了以前跟鲁迅兄弟闲聊，开玩笑说《西游记》的结果应该这样改写，唐僧取经回来梦到以往路途中的妖魂向他索命，索性把以往想吃唐僧肉的冤魂全部请来，自己动手，把身上的肉一块块割下来布施给他们吃，这才证明他修成了正果，符合佛教的精神。

然后他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而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也许他真的有如此伟大，但是仔细揣摩起来，在写给别人的书信中这样的自我评价，多少有点虚伪的因子，这种真诚就大打折扣了。难怪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如此比方：“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他大概从不向人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情感，所有的难处都是自己扛着，苦痛也是自己背。这样的人虽然让人敬佩，但是总觉得亲近不起来。

他的书信，总是板着面孔说教，表露自己微妙情感的时刻真的不多。你看他的书信都是探讨各种问题和主义，调和各种人情关系，处理各种家国事务，无论家庭的个人的，还是公众的政治的，总想求得自己形象的圆满，就算是街头小报上有他不实的信息，他看到后也会去认认真真地解释。偶尔在给母亲和妻子的信件中，吐露出一点点的温情，一旦察觉到，马上就隐匿了。看他的书信会觉得这是个伟大的人，心生敬意，但是不免有心生怜惜，你这样活着不累么，连给自己的亲人写信都是一副生硬的面孔，很不好玩。我能记住他说过的很多漂亮话，但是却记不住他的整个面孔，看不到他脸上的丰富的表情变化。

他给夫人江东秀的信中偶尔能透露几句真言，总结起来自己的一生就是两个字：受罪。他说：“我现在做的是‘受罪’的事。但你知道我的脾气。我不去就罢了；去了，我总要把全副精神摆出来，总不要让人家看我的鬼脸，我总要叫大家感觉我不是‘受罪’，我总不要叫大跟着我‘受罪’。”这是他在美国做外交官时写给夫人的信，纵观上千份的书信集，很少见他这样发牢骚诉苦的，大多数都是正襟危坐地谈学问，论政治，议论时事，臧否人物，传道授业解惑，基本没有见过他诉说过自己的苦恼，这封“受罪”的书信算是一个了解他伟大人格的一个侧面吧。

我无意对胡适的伟大进行贬损。事实上，我们阅读某位名家的书信，内心里就是想探究伟大的人物是不是具有人情味。从这意义上讲，我们确实可以无憾了，因为这个人物有着深深的自觉意识，他自始至终都在维护自己的形象，塑造自己的人格，坚守自己的宗教，恪守自己的信仰。他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很好地说明了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好事者”：相信有为总比无为好，相信自由也是争出来，“邦有道”也在人为；相信种瓜可以得瓜，种豆可以得豆，“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的责任”。有这样的“好事”的责任，才有了这样的胡适。

思郁

2012-9-25书

胡适书信选，耿云志宋广波编，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7月第一版，定价：6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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