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电影不是海明威的传记，导演菲利普·霍夫曼只是截取了海明威四段婚姻中的一段，海明威与他的三任妻子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的生活。我们对那些大作家的私生活永远有着窥探的欲望，尤其像海明威这样永远不会安心于书房写作的大作家。但是从菲利普以往的作品看，他绝不会简单地拿海明威的感情生活作为电影的中心，他擅长从作家的感情生活中窥探他们的时代，尤其那些身体力行参与到时代风云中的作家，更能引起他的兴趣。他拍摄《布拉格之恋》改编自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拍摄的《鹅毛笔》取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萨德，还有那部《情迷六月花》取材于作家亨利·米勒与精神分析学家阿娜伊丝•宁在巴黎的浪漫传奇。从这些以往的电影中，我们不难看出菲利普拍摄海明威故事的野心，海明威的四位妻子，有三位妻子都属于那种典型的顺从型，只有这位战地记者盖尔霍恩与他共同经历了西班牙内战，经历抗日战争，渴望在写作上超越他的存在。菲利普似乎更倾心于这段作家的感情与大历史交融的经历，所以才用这样曼妙浪漫的手法描述这段经过战火洗礼的婚姻。

影片始于盖尔霍恩的回忆。1936年12月，海明威与盖尔霍恩相遇在醉汉乔酒吧。年轻的玛莎自视甚高，小海明威将近十岁，她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她的第一部小说《疯狂的追求》，借用了济慈的诗句作为标题，卷首语则是借用海明威的，当年九月份又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她结识海明威后，经常出入他们的家庭，第二年，海明威更是直接邀请他去西班牙。这一切，海明威的妻子宝琳·法伊弗（Pauline Pfeiffer）都瞧在眼里，但她选择了沉默。影片中，玛莎第一次拜访海明威时，宝琳已经从这个高挑的女人身上嗅出了敌意，她声称她是海明威的第一读者，也是他的守护人。这点宝琳倒是没有夸大，宝琳具有很深的文化修养，她的文学鉴赏水平很好，海明威离不开她——和她的钱——海明威的几任妻子家庭都很富裕，尤其是宝琳，继承了家里的不少遗产。当海明威在外面拈花惹草，乐不思蜀时，宝琳直截了当会诱惑他回家，说让他花她的钱。但是钱有时候也买不回他的花心，当事情最终无可挽回时，婚姻最终走向毁灭，影片中表现出了这个家庭深深的矛盾，宝琳无情地嘲讽海明威说：“你还好意思把你的阴茎拿出来炫耀，说比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大，我清楚它有多大。”

影片开始时，还有一个很突兀的情节，玛莎以这样的一个句子开始她的回忆：“我这辈子大概是最不懂性爱的女人了。”换句话说，在她与海明威的交往中，吸引他们在一起不是性，而是文学与战争，有传记作家都怀疑他们在一起是否有过这样的关系——影片中倒是对他们之间的性关系做了不少露骨的刻画，甚至有媒体声称这是妮可·基德曼从影以来最不值得露点的电影——至少玛莎不想给他生孩子，最终不得不领养一个。玛莎渴望在文坛上立足，她需要借助海明威的名望与指导。而且与那几位一直顺从的妻子不同，玛莎有着自己文学与生活上的追求，她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独立与生活意识的女人，她渴望有自己的事业，她的强势源于她不断追逐的野心，她不甘心居于海明威之下。所以她可以去西班牙，她在抗日战争期间去了中国，而后去了集中营。这样的一个女人，既吸引着海明威，又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威胁。也许悲剧就是这样发生的，没有人想妥协，她不甘心做一个相夫教子的妻子，一旦她感觉不到需要，她就会寻找新的生活支点。所以他们最终的感情破裂，影片中作了一个简单的总结，是因为海明威偷偷夺去了她在杂志社的职位。海明威想通过这种方式压制她的追求，她干脆选择了放手。

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中描写了很多他们感情破裂之后的细节，玛莎抱怨他们婚后，他变得“一年比一年精神更错乱”。她“同一个奴隶主般的畜生过着奴隶的生活”，她出走了。他的儿子格雷戈里发表意见说：“他就是在虐待玛蒂(玛莎的昵称)，当他终于把她对他所有的爱都摧毁时，她离他而去，他却声称是她遗弃了他。”1944年年底，他们两人分了手。按照古巴的法律，由于是她离弃他的，海明威获得了她在那里的所有财产。他说他与玛莎的婚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在一封长信中，他列举了她的罪状，指控她犯有通奸行为(称她为“兔子”)，还说她从没有见过一个男人的死亡，但是她对暴行的描写却使她成为靠此赚钱最多的女人——她写的全是假的。

在这部电影中，对他们之间感情破裂的缘由并未着墨甚多，菲利普更关心是他们认识过程中历史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他们的感情见证了二十世纪最为震撼的历史与战争。所以，我们会从影片中看到这样的场景，一旦涉及到历史化的叙事，影片的风格大变，故意采用一种陈旧的纪录片式的方式，从彩色变为黑白色调。这种风格化的转变一方面可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一方面又衬托着海明威与玛莎交往的虚构性。影片无疑虚构了很多场景，对两人角色的交往也进行了浪漫化。

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海明威那时候的作家才是真正的作家，当代的作家躲在一个个房间里装作很神圣地写作时，海明威他们已经参与了一段段历史。无论你对他的私生活有多少的鄙视，你不得不不佩服他深入到那些巨大的场景之中进行写作。电影中最为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海明威与盖尔霍恩在西班牙战争期间亲眼目睹的那些战争画面，我们看到了摄影记者卡帕如何拍摄出那些震撼人心的照片，我们看到了约翰·帕斯如何为争取支持四处奔走，我们同样看到了当时的苏联代表记者那种颐指气使的样子——盖尔霍恩回忆说，那个记者无疑是绝对忠于斯大林的，但是两年后同样逃脱不了苏联大清洗中的命运。这些事件无一不在宣示着一种特殊的意义，那就是，一位真正的作家是如何写作的，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创造历史，而且有意识地用自己的写作推动这种历史的发展。尽管这部电影一个很大的失败就是把海明威塑造成了一个整天说着“海明威写作格言”的平面人物，但是不得不承认，那个时代的作家让当代整天蹲守在房间里苦思冥想寻找题材的作家们相形见绌。

思郁

2013-4-2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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