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作家普利莫·莱维的《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一书与我们平时读到的幸存者写作有着很大的不同。它一方面是以奥斯维辛幸存者的身份进行回忆录式的写作，就如同我们平时读到的大多数幸存者的文学创作相同，但是从一个更深的层面上，莱维的写作又深入到了这种回忆录写作的本体论层面。他在写作的同时，又在质疑自己的写作；他渴望讲述记忆中的故事，但是又对记忆的真实性保持一种警惕；他是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但他无法替那些死去的人代言。
他是一个作家，当他以幸存者的身份写作时，却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一种不能言说的痛苦。记忆是会变形的，或许是因为时间的淘洗，或许是因为那段黑暗的过去扭曲了心灵。当我们对自己的记......
罗伯特·卡根在去年出版的《美国缔造的世界》中用蝎子与青蛙的童话来说明正在崛起的中国与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青蛙在蝎子保证不会蛰它后才答应背它过河——如果蝎子蛰了青蛙，它们都会在丧命河中。但是，到了河中间，蝎子还是忍不住蛰了青蛙。蝎子说，因为我是蝎子，这是我的本性。中国以及俄罗斯崛起可能会对美国造成威胁，“这不是因为它们想要这么做，而仅仅是因为它们作为威权社会的本性：试图维持国家对财富及其所带来的权力的控制”。
我们能从这个童话的隐喻中注意到两个细节：第一个是卡根在原话中用“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代替了美国，某种程度上，前者的合法性言......
《中国合伙人》上映三天票房已经过亿，这个通过贩卖美国梦实现中国梦的故事，也实现了一位香港电影人的内地梦。导演陈可辛通过这个故事倒是证明了一点，他们都是通过贩卖别人的梦想致富，他们都是中国式的成功人士。
这个根据新东方的的创业故事改编的电影上映后，俞敏洪出来解释说电影的投资问题，大意是说这部电影虽然是以新东方的创业故事为主线，人物是他和徐小平、王强三个人在新东方的共同奋斗，兄弟情谊为蓝本，但电影中发生的事情和实际发生的事情差了很远，电影中人物个性的展示也和现实中我们的个性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当然是撇清“一点儿投资也没有”。
原型人物都出来解释了，我们姑且相信了吧。但是......
在库切的作品列里，《耶稣的童年》显得十分正单纯。这种单纯源于舍去了许多眼花缭乱的叙事技巧，同样更深层的缘由在于库切对干净洗练的语言不动声色地把握。回想一下移民澳洲后库切完成的作品，《凶年纪事》中那种议论与虚构文体的杂糅，自传性作品《夏日》中以旁观者的身份书写自己虚构的传记，似乎都有很深的意味。借用他在《凶年纪事》中夫子自道的话说，许多作家迈入老年之后文笔会日趋松散，人物和情节都会呈现程式化的一面，这种症状通常会被认为是创作力衰退，创作欲望不复当年，“然而，就内心情感而言，同样的变化也许可以作出不同的解读：譬如一种解放，一副堪当大任的清澈头脑”，也许这种变化只是证明“自......
小说以这样的句子开始的：“当安装工约瑟夫·布洛赫——他以前是个著名的守门员——上午去报到上班时，他得知被解雇了。”这是一个平常无奇的句子，顺着其中的逻辑，我们渴望得知这一切发生的原因，“至少布洛赫是将下面这件事情理解成了这样一个通知：当他出现在工厂门口时，工人们都在那里站着，只有正在吃早餐的工头抬头看了他一眼；然后他就离开了建筑工地。”一种混乱从这里开始的：解雇是如何发生的？工头抬头看了他一眼有什么别的暗示？还是说，布洛赫心领神会了这种解雇的信号？
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Pete......
1946年8月9日，苏联作家协会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会议，主要讨论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创作问题。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授意列席的作家对女诗人发起了臭名昭著的攻击。他们声称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与苏联文学格格不入，“局限在非常渺小的范围之内，这是奔走于小客厅和祈祷室之间的狂怒的贵妇人的诗作。它的基础——就是恋爱与色情的曲调，与悲哀，忧郁，死亡，神秘主义和注定灭亡交织在一起……不完全是修女，不完全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与修女。”
这种“半是修女，半是荡妇”的论调其实由来已久，这次不过是老调重弹。早在1922年批评家鲍里斯&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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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汤姆·霍珀执导的《悲惨世界》，总会想起乔·怀特的《安娜·卡列尼娜》。两部电影相似之处很明显，都是改编自经典名著，都更侧重形式化的改编方式，前者采用了音乐剧，后者是舞台剧。但是这两部电影有着更为深层的不同在于，怀特故意凸显舞台的形式，拉开我们与经典故事的距离，从而达到“间隔化”的目的，让我们以现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那个年代发生的悲欢离合。而霍珀的改编，力图把音乐剧融合到大革命历史的真实感氛围中，让我们从激昂或悲惨的歌声里，领略到......
这部电影不是海明威的传记，导演菲利普·霍夫曼只是截取了海明威四段婚姻中的一段，海明威与他的三任妻子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的生活。我们对那些大作家的私生活永远有着窥探的欲望，尤其像海明威这样永远不会安心于书房写作的大作家。但是从菲利普以往的作品看，他绝不会简单地拿海明威的感情生活作为电影的中心，他擅长从作家的感情生活中窥探他们的时代，尤其那些身体力行参与到时代风云中的作家，更能引起他的兴趣。他拍摄《布拉格之恋》改编自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拍摄的《鹅毛笔》取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萨德，还有那部《情迷六月花》取材于作家亨利·米勒与精神分析学家阿娜......
一部好电影推迟了三个多月才在国内院线上映，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尽管你已经看过好多遍了，但是你不妨再去看一遍。
我说的好电影是痞子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的《被解救的姜戈》，这也是昆汀首部登陆内地院线的电影。想想陪伴我们度过青春期、迷茫期和下班后那些无聊漫长时光的电影吧，《落水狗》、《低俗小说》、《杀死比尔》以及《无耻混蛋》，杀戮的快意、血腥的复仇、满口的脏话、黑色的幽默、惊艳的配乐、露点的美女。昆汀的电影中，占据影片核心的就是一个黄赌毒的大派对，但就是这些充满了魅力的黑帮角色、美丽的复仇新娘、优雅的纳粹混蛋征服了我们。以往，我们的欣赏只限于私底下的窃窃私语，透过电脑屏幕和网络下载传递......
I
世界已不再神奇。他们已远去。
不再与你分享明月，并
那些柔缓的花园。不再有
那月亮如过往之镜，
孤独之水晶，苦闷之太阳。
再见了，那因爱紧贴的手掌
依偎的头颅。今日我唯余
忠实的记忆和虚掷的年岁。
人们失去的（你空空地絮叨）
只是没有和不曾拥有之物，
但是单凭勇气，尚不足
掌握遗忘这门艺术。
一种象征，一枝玫瑰令你心碎
吉他一弹魄散魂飞。
II
我将不再感到幸福。也许，没有关系。
这世界有太多其他的事物；
每一瞬都比海洋更丰富，
更深遂。朝生夕死<......
看《猎杀本·拉登》的间隙，我一直都在想，如果不是2011年5月1日美国海豹突击队成功击毙本·拉登，凯瑟琳·毕格罗的这部电影又该何去何从呢。我总是好奇她原来筹备设想的版本如何，在此事件后，她又对剧本做了哪些修改？
本·拉登被击毙后，好莱坞有几部有关的电影问世，不过大都是对当时执行任务的美国海豹突击队进行了献媚似的讴歌，几乎没人想过从一个不同的视角关注关注这一事件，除了凯瑟琳。从《拆弹部队》中我们已经领略到了这位强势的女导演对战争题材的热衷与狂热。电影中饰演中情局特工玛雅的杰西卡·查斯坦身上似乎具备了这位强悍女性的所有的性格特质。她对本·拉登长达八年的......
1937年夏天，英国诗人奥登和他的好******小说家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受出版社邀约，撰写一本关于东方的旅行读物。当年七月，中日战争爆发，他们当即决定前往中国。《战地行纪》就是收录的他们此次之行的旅行日记，后半部分是奥登回国后完成的一组关于中国之行的《战争时期》十四行诗。
如果只是把这两位作家的中国之行看作单纯的猎奇之旅，未免有些草率。战争是引诱他们前往的主要发酵剂。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在牛津读书时，奥登曾经面对着一种两难的选择，他无法确定何种角色是适合诗人的，他曾经在济慈式的与世隔绝者与雪莱式的人类立法者之间犹豫不定。最终却又采用了第三种选择，即诗人是他们世界的翻译者，......
1922年5月，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携不满十岁的女儿阿利娅抵达了柏林，想与她流落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丈夫会面。在柏林接待她们的是好友作家爱伦堡，他第一次出国时，帮助茨维塔耶娃打听到了她的丈夫还活在人世住在布拉格。也正是爱伦堡对帕斯捷尔纳克谈起她的诗歌，赞不绝口，才引起了帕斯捷尔纳克的重新重视。在柏林的两个半月里，茨维塔耶娃还结识了文学评论家马克·斯洛宁——在侨居在布拉格的岁月里，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经过斯洛宁之手发表的。
好像一下子出场的人物太密集了，有点应接不暇。之所以选取这个特殊的阶段开始叙述茨维塔耶娃的故事，是因为在《寒冰的篝火：同时代人回忆茨维塔......
我们判断一个作家是否伟大有很多标准：一些作家穷其毕生营造了一个世界，并以此流传后世，比如加西亚·马尔克斯与他的《百年孤独》；而另外一些作家刻意求新求变，对营造不同的世界、尝试不同的风格和文体充满了好奇的兴趣，比如胡利奥·科塔萨尔。从某种丰富的角度看，我们认为科塔萨尔的写作对我们的吸引更大，因为他创作了一个万花筒般的文学世界，充满了各种稀奇古怪好玩的玩意儿。《克罗诺皮奥与法玛的故事》就是其中一个有趣的创造。
读《克罗诺皮奥与法玛的故事》的时候，我发现了自己处于了一种尴尬的位置。这是一本迷人而有趣的书，它能带给你许多的快乐。这些其实就足够了，因为这样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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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文学写作看作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历险，写作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宏大的野心：有的写作力图寻找这个混乱世界的秩序，有的写作力图还原世界的繁复。当这种写作的野心愈加膨胀，现实也无法容纳的时刻，写作者就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宇宙和迷人的虚无。他们力图凭空创造另一个与现实平行的世界，重新建构他们的语言与文化，种植树木与花草，找寻现实中无法存在的角色，书写迷人的格言与警句，重新定义了经典与神性。更重要的一点，由于这种写作独一无二的无参照性，作品世界和那些句子都是自......
一个成熟的图书市场不但要兼顾各个层面读者的心理需求，在大众与小众、畅销与学术、品味与个性之间求得平衡，还要有一种长远的眼光，能够估算和预期在这个泥沙俱下，龙蛇混杂的庞大市场里如何保持良性的循环。打造一个良好的图书品牌显然非常重要，但是想当然认为依靠一个图书品牌的运营就能把握瞬息万变的图书市场就显得被动了。
2012年的书业中，有很多不变的因素，也有很多变化的因素。旧的维持下去，新的也会融入进来。相对去年的主题单一的图书市场，今年就更趋向于多元化——去年的纪念辛亥百年的图书数量之多，令人咋舌，但主题的集中并未产生轰动效应，反而导致了图书跟风，质量良莠不齐，占据和浪费了大量的图书资......
我们经常陷入爱情，遭受爱的折磨，承受爱的痛苦，享受爱的欢乐。但是却很少对爱做某种深层的思考。当然，如果考虑到爱的形而上意义，考虑到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对爱欲的沉思，我们可以说，西方哲学中曾经存在一种爱的哲学。但是经过了后来的浪漫主义骑士和诗人的泛滥陈辞，在文学诗篇中得到了尽情的讴歌与赞颂，这种爱的哲学，伴随着工业和技术文明的摧残，已经凋零殆尽。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缺乏谈论爱，但是很大部分上，我们谈论的只是一种“爱的名义”，渴求的是爱背后所代表的利益与计算。
《爱的多重奏》是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在2008年7月14日与记者特吕翁所作的一次访谈......
每年的阅读盘点都会让我产生一种无力的焦虑感。不是因为每年的阅读太少，恰恰相反，是因为阅读太多，反而觉得无用。前几天跟熟悉的编辑聊天，他提到说近期的稿子要有一个转变，开始强调书评的实用性。当时的我就忍不住反驳，阅读本身就不该具有实用性，难道我们不是一直强调非功利心的阅读吗？但是等面对自己一年的阅读总结时，突然发现，如果你的阅读与任何现实没有关涉，就算你读了再多的圣贤书，它们对你的人生又该有何精神指引呢。
某种程度上，我们阅读是为了解答自己内心的困惑，而自己的困惑往往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有关。2010年去世的美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他的著作《沉疴遍地》（新星出版社2012年3月版）的序言......
阿多尼斯在写爱德华·萨义德的简短评论中写道，萨义德思想的独特性不在于他忠实于自己的巴勒斯坦属性，而首先在于他的世界性。这个观点其实并不稀奇，用我们通俗的话说就是，民族的即是世界的。但如果把这个常识性的论断搁置在具体的语境下，就知道阿多尼斯的意涵与所指了。在一种伊斯兰教文化背景下，这个常识就变成了大逆不道之语。萨义德在西方，阿多尼斯在东方——他们两人构成了阿拉伯文化世界的两极，一个身处西方世界，向人们呼吁对东方的应该更加深入的理解，而不是用想象建构一个异域的东方，一个妖魔化的伊斯兰世界；阿多尼斯身处这种漩涡似伊斯兰教文化内部，更多的是呼吁东方与西方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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